亿米网肯雅兰戏院灯光起落处，潮州人黄木春的十亿传奇

百余年前，潮安少年黄木春两手空空南下南洋，从坤甸杂货店伙计做起，辗转古晋海唇街创办“上合发”宝号。他凭勤俭敢搏，赢得白人拉者信任，获赐诏安路至新邦迪卡560英亩土地，开发“上合发园”；又奉旨兴建石角巴刹36间店屋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产大亨。1927年出任顺丰公司（古晋潮州公会前身）总理，备受潮人敬重。

1933年黄木春逝世后，六房子孙分产，庞大地产王国渐次消散，但肯雅兰园这片由牛车粪肥灌溉出的土地，至今仍是古晋潮州人心中不朽的创业图腾。

肯雅兰戏院的灯光亮起时

古晋肯雅兰戏院

1960年代末，古晋诏安路至新邦迪卡一带，推土机日夜轰鸣。婆罗洲房屋发展局正将一片片老橡胶园夷平，建起整齐的排屋与店铺。一个新社区有了名字——肯雅兰园。

谁曾想到，这片工地的每一寸泥土，半个世纪前是靠牛车一车车运来的粪便浇灌出来的；谁又曾想到，这片土地百年前的主人，竟是海唇街10号那间杂货店的潮州掌柜。

肯雅兰商业区落成后，很快成了古晋最繁华的地标。尤其是肯雅兰戏院，霓虹灯彻夜不熄。刘文正的白围巾、邓丽君的甜嗓、费玉清的清亮、钟镇涛的潇洒、甄妮的豪情，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一一亮相。最轰动的那夜，《星星知我心》的大小演员登台，台下人潮挤得水泄不通，戏院门口的黄牛票炒到天价。

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歌星的笑靥，却照不亮这片土地更深处的记忆。戏院的钢筋水泥之下，埋着一个潮州人从无到有的百年大梦。

黄木春

那个潮州人，名叫黄木春。

1869年，（注：也有文献写其出生于1862年），黄木春（又名黄呈光）出生在广东潮安县（今广东潮州）。彼时的潮汕平原，人多地少，出洋谋生是无数少年的宿命。他也不例外，十多岁便背井离乡，先到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坤甸，在同乡的杂货店里做伙计。

坤甸的日子，是日复一日的算盘声与货架间的灰尘。年轻的黄木春埋头做事，寡言少语，却有双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眼睛。他攒下一点本钱，开了间属于自己的小店，做的还是杂货买卖。

真正的转机，来自一次偶遇。

那年，古晋马来望族拿督巴丁宜到坤甸探亲，走进了黄木春的小店。两人攀谈，这位拉者王朝深具影响力的贵族，见这华裔青年言语踏实、眼神诚恳，便问：“可愿到古晋发展？”

那一年，黄木春已近而立。在坤甸胼手胝足近十年，刚有立足之地。去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从头再来，是一场豪赌。

他还是去了。

今天的古晋海唇街10号，原为“上合发”商号旧址

1900年前后，在古晋海唇街门牌10号，黄木春挂起一块新招牌——“上合发”。

最初的“上合发”，不过是一间传统杂货店，卖米粮、咸鱼、煤油、粗盐。但黄木春不单单做街坊生意，他注意到古晋的土产出口贸易大有可为，开始收购树胶、胡椒、甘蜜，转手卖给新加坡的洋行。

生意越做越大，他需要更多货源，也需要更深的根基。

就在这时，第二位贵人登场。

英国人史克斯（H. H. Silkiss）是砂拉越最早的农业投资者，拥有大片椰林与树胶园，还开设火较（榨油厂）与树胶加工厂。他与黄木春相识后，竟成莫逆之交。史克斯欣赏这位潮州商人的勤勉与头脑，不仅向拉者查尔斯·布洛克（Charles Brooke）极力推荐，更在经济上鼎力相助。

1910年前后，黄木春得第二代白人拉者召见。他提出想发展农业，拉者大笔一挥，将诏安路直至新邦迪卡一带，总计560多英亩的土地，尽数划归他开垦。

这便是“上合发园”的由来。

肯雅兰园社区，即昔日“上合发园”变迁而来

今天古晋人开车从诏安路驶向新邦迪卡，途经肯雅兰园、京城中心、达闽再也，很难想象这绵延数里的繁华市区，百年前全是黄家的橡胶林。

开芭初期，黄木春面临最大的难题是肥料。那个年代没有化学肥料，偌大的园丘如何施肥？黄木春的办法，朴素得令人发笑，也震撼得令人肃然：他备了十几辆牛车，每日派人到古晋市区各家商店的厕所收集粪便，一车车运回园里。

老巴刹的老人们，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：“诏安路的土地，是咱们巴刹人的大肥浇出来的。”

上合发园是一座综合性大农场：橡胶林一望无际，花生田连绵成片，鱼塘波光粼粼，猪舍鸡寮整齐排列。全盛时期，园内雇工200余人，其中过半是伊班族园丁。这些原住民来自邻近甘榜达雅，他们的祖先在1857年助拉者平定石隆门华工事件后，受赐定居于此。黄木春与他们和睦相处，甚至他的长子黄锡仪，日后还迎娶了伊班头领的女儿巴巴拉贝为第三房妻室。

除了伊班劳工，园里还有大量潮汕“新客”。拉者王朝规定，新移民必须有老板担保才能定居。黄木春的上合发宝号，成了无数潮州同乡南来谋生的第一站。他们初抵古晋时，寄宿在海唇街10号三楼，待安顿好便被送到园里拿锄头。从潮安到诏安路，故乡的土音在这片赤道土地上一代代传了下去。

印有第三任拉者梵恩纳（Charles Vyner Brooke）头像的邮票

1910年代至1920年代，是黄木春事业的巅峰期。他与史克斯合资创办“上合成”公司，在达闽路三角坡（注：今婆罗洲大酒店与丁氏百货一带）开设大型榨油厂，生产椰油、花生油，附设树胶加工厂，将上合发园的胶片加工出口，形成种植、生产、加工、出口的一条龙产业。

1920年代末，第三任白人拉者梵恩纳（Charles Vyner Brooke）为留住华商资金，将王长水、宋庆海、黄木春召至王宫，命他们抽签承担各地段的发展责任。黄木春抽中的是石角——史古邦旧巴刹刚遭火灾，亟需重建。他奉旨兴建36间双层木板店屋，这便是今日石角巴刹的老店群。早年的石角渡头，也因此得名“上合发渡头”。

1927年，黄木春众望所归，出任顺丰公司总理。这家创立于1864年的潮人机构，是古晋潮州公会之前身。作为当地潮社最高领袖，他的名字与刘建发、沈东昌等先贤并列，镌刻在潮州公会的百年史册上。

然而，盛世之下，暗流已涌。

1930年全球经济大萧条，树胶、胡椒价格暴跌，上合发园亏损严重，黄木春的商业王国濒临破产。幸得四子黄锡泰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毕业归来，临危不乱施展财技，方使家族生意化险为夷。

黄木春墓园

1933年，黄木春辞世，享寿六十五岁。

他身后留下两房妻室：元配陈贞富、妾室陈桂枝；六个儿子：黄锡仪、黄锡恭、黄锡敬（早逝）、黄锡泰、黄锡琦、黄锡英；四个女儿：黄碧兰、黄玉兰（早夭）、黄月兰、黄芳兰。

黄木春的遗产里还有难以计数的地产——诏安路560亩园丘、石角36间店屋、三角坡地段、中央路地产、模西百余亩土地、远至加拿逸的地皮……若依今日行情，总值远超十亿令吉。

然而，巨贾一去，大幕渐落。

六柱分香，灯火各传

潮州人共同信仰——古晋“老爷宫”（玄天上帝庙）

黄木春逝世时，第四子黄锡泰年未及冠，第五子黄锡琦方十一岁，第六子黄锡英年方七岁。家族生意全落在长子黄锡仪、次子黄锡恭肩上。

长兄黄锡仪，十五岁自家乡潮安南来，在父亲的园丘里督工栽种花生，晒得一身黝黑。他既是商人，亦是兄长，将三个年幼的异母弟弟抚养成人，送五弟黄锡琦赴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工程。老二黄锡恭，又名友谦，通晓多种方言，是当年砂拉越文化界闻人，亦是中国国民党在砂拉越的主要负责人。

1940年代初，黄木春二房太太所生的儿子们相继长成，分产之议渐起。黄木春生前遗嘱中已作安排：由于第三子黄锡敬早夭，将次子黄锡恭的长子黄祯祥过房承继。黄锡仪身为长子，即家族二代的大家长，遂将父亲遗产均分六份，在知名潮籍侨领沈弼臣、刘振藩见证下，抽签分产。

名震古晋三十载的“上合发”商业王国，至此解体。

黄木春次子黄锡恭

海唇街10号易主，黄家后人租住三楼直至战后。石角的36间店屋，每房各得6间，随后以三几千元价码陆续售予外人。最受瞩目的上合发园，560亩土地劈作六份，每份88至百亩不等。二战以降，后人们以每亩200、500、千余元零星放盘。

1950年代，婆罗洲房屋发展局成立，向黄家后人收购残存的两百余亩土地，每依甲2000至3200元。推土机开进了橡胶园，肯雅兰园住宅区拔地而起。

这便是故事的轮回：一个潮州人用牛车粪肥灌溉出的土地，三十年后，成了万千家庭的安居之所。

黄木春的六房子孙，此后各有际遇。

长子黄锡仪一生娶三妻，前两房为华人，三姨太巴巴拉贝是伊班头领之女。这位甘榜达雅的护士，嫁入豪门后投身政治，成为人联党早期重要的妇女领袖，中选古晋市议员。黄锡仪在50年代将诏安路百亩地段售予房屋发展局，得款三十余万元，购浮罗岸两间店屋安顿家小。1971年辞世，享寿八十六。其五子黄应林，曾多次参与州议员竞选。

其次子黄锡恭是黄家第二代中社交流最广者。1929年，他远赴南京参加孙中山灵柩奉安大典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出任砂拉越华侨筹赈会秘书，巡迴各地以潮语、粤语、闽南语、英语疾呼募款救华。他创办砂州首份华文日报《新民日报》，曾任婚姻注册官，1935年出任古晋市议员，历任顺丰街公司、潮侨公会、潮州公会代主席、副主席数十载。1970年辞世。其五子黄春舞执教五小，有“砂州棋王”美誉，多次摘全州象棋赛桂冠。

至于四子黄锡泰是黄家的理财奇才。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毕业后，他数次挽救家族生意于危难。1949年后，他萌生归国之念，后于50年代中期，悄然变卖家产，携家眷经香港返回中国定居，其后人是武汉大学教授。

黄锡琦与母亲陈桂枝
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木春的第五子拿督黄锡琦，1922年生于海唇街10号，是大马砂拉越首位考取专业工程师资格的人，大马独立后他曾担任砂劳越州公共工程局局长。

黄锡琦出生时，父亲黄木春已是殷商。《一波说》顺带提及，黄木春与元配夫人陈贞富并无子嗣，其长子黄锡仪是陈贞富与前夫所生，而次子黄锡恭则为她的养子。1906年，已步入中年的黄木春，再纳当时年方15岁的新加坡少女陈桂枝（1891—1970）为妾，并先后生下4个孩子，而在家男丁中排行在五的黄锡琦，就是黄木春、陈桂枝所生的。

与黄锡琦一母同胞的兄弟，包括其三哥黄锡敬（幼年早夭）、四哥黄锡泰和六弟黄锡英。中年得子，黄木春对几个孩子精心培育，黄锡琦先是进入华校大同学校，后来转读英文学校圣多玛中学。1938年，他考获英国剑桥九号文凭，赴香港大学攻读土木工程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沦陷，他冒险北迁上海，在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。1945年乘联军军舰返乡，发现家族已分产，他分得诏安路80余亩地、石角6间店屋及一块空地。科班出身的工程师，在空地上盖了间戏院——这或许便是日后肯雅兰戏院。